文化差异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_投资与创业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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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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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但投资分布出现不平衡，集中度越来越高，其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额占沿线国家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攀升，2018年已经超过60%。在沿线国家投资分布不平衡性问题并非中国特有，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对外投资普遍存在区域分布不平衡现象。学术界在解释这种现象及其决定因素时，不仅以地理距离、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影响因素来分析，而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因此，研究不同文化差异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分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文化差异(通常用文化距离来表示)与对外投资的关系，学界的观点主要有3种：(1)文化差异会阻碍对外投资。文化差异“阻碍论”观点认为文化距离会带来外来者劣势[1]。Souza等通过对比发现，澳大利亚的消费品制造业更容易吸引美国投资的原因在于相似的文化背景[2]。许和连等运用引力模型研究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3]。(2)文化差异会促进对外投资活动。文化差异“促进论”观点认为文化距离会带来外来者收益[4]。Thomas等研究经合组织国家对墨西哥的对外投资[5]，以及Randoy等研究挪威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对外投资[6]，均得到“跨国公司对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有投资偏好”结论。(3)文化差异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是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外来者劣势与外来者收益相互叠加作用的结果[7]。殷华方等研究了49个世界重要经济体在29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对外投资数据，发现文化距离与国际对外投资流向之间存在水平S型曲线关系[8]。綦建红等利用中国对40个东道国投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进一步刻画出两者之间的U形关系[9]。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与对外投资的关系是由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作用大小决定的。若外来者劣势作用大于外来者收益作用时，则表现出文化差异制约对外投资；反之，则文化差异促进对外投资。同时，这两者在不同的文化距离水平上所产生的作用是不断变化着的，因此表现出文化差异与对外投资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现有文献为研究文化差异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分布的影响提供了基础，但还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目前已有相关文献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仅刻画出文化差异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S型和U形曲线这两类非线性关系，忽略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非线性关系；其二，投资国与目标国的文化差异在对外投资区域选择上会存在第三方效应，但现有文献在研究文化差异与对外投资关系时，鲜少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其三，中国在沿线国家投资分布不平衡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而日益突出，这需要分时期分阶段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而现有文献大多是对样本数据进行整体检验，忽略了不同阶段的特点。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将利用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实证研究空间溢出视角下不同文化差异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非线性影响，以弥补对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刻画不足的缺陷；同时，分析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文化差异的“外来者劣势”主要源自文化距离所产生的东道国环境感知与解释障碍、隐性知识复制障碍以及协调和治理障碍等3个方面，而“外来者收益”主要来源于文化距离所产生的优势开发和优势探索[1]。在适度的文化距离内，外来投资者与东道国文化相近，有利于在熟悉的经营环境中加强多元文化整合，营造学习和创新的氛围，推动形成合作共赢的经营路径，此时文化差异可能会产生外来者收益大于外来者劣势的正向影响。而当文化距离达到一定程度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使得协调和治理障碍的成本大于文化整合的收益，此时文化差异对对外投资就可能产生负向作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遵循“先贸易后投资”的原则，首选贸易往来频繁的周边友好国家，因此在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双重优势影响下，文化差异对中国投资产生正向影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持续推进，中国投资者也逐渐加大在文化距离较大的中东欧国家投资力度，此时文化差异壁垒对中国投资产生阻碍作用。刘晓凤等在研究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域的选择情况时，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一带一路”投资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10]。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